1960年中国人如何完成人类壮举 从北坡首次登顶珠峰?(4)
时间:2018-08-15 11:43来源:网络整理编辑:体坛小子
事实上,当时中苏关系已经走向决裂,只是还没有公开化。早在这一年6月,苏联就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推脱登山一事,其实也是苏联高层顾忌政治因素而已。当年参加中苏双方会谈的翻译周正就曾告诉翁庆章,苏方代表、也是原拟担任苏方登山队长的库兹明私下聊天时透露,“此次合登珠峰机会难得,运动员都愿来”,只要上层同意,队员一周便可集中,两个月可以训练完毕。
既然苏方态度如此,最初由苏方提议、一波三折的合登珠峰活动,注定无法继续了。
“我们自己干!”
1959年10月20日,贺龙把体委副主任黄中、登山队队长史占春等人请到办公室,问大家:“如果苏联不参加,我们自己攀登珠穆朗玛峰有成功的把握吗?”史占春回答:“在攀登方面有困难,我们可以尽力去克服。有个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缺少登8000米以上的高山装备。”
按照中苏原先的协议,高山装备、高山食品由苏方负责,眼下要自己单独攀登,苏联显然不可能再支援,可国内目前还不能生产这种装备,怎么办?贺龙提议:“我们可以到国外去买!你们搞一个预算,我们给刘少奇主席写报告,请他批外汇。”接着,他又给大家鼓劲儿:“他们不干,我们自己干!任何人也休想卡我们的脖子。中国人民就是要争这口气,你们一定要登上去,为国争光。”
1959年的中国正处于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但国家体委致函国家计委、外贸部申请70万美元外汇后,还是很快得到了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批准。1960年元旦刚过,史占春和翻译周正就赶赴瑞士采购了高山帐篷、鸭绒夹层登山服、鸭绒睡袋、高强拉力的尼龙绳、氧气装备及便携式报话机等装备。采购完成,如按常规商贸往来,还得走海运回国,但时间不等人,珠峰每年上半年适合攀登的时间只有短短两个月。为了赶时间,体委请民航协助,包租了一架专机从北京直飞捷克首都布拉格,加班加点才在3月20日运回了6吨重的高山装备。
值得一提的是,史占春等人在瑞士的一家登山和滑雪装备商店采购时,竟无意中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瑞士店员指着不远处的另两名亚洲顾客说,他们是印度陆军登山队的采购人员,印度也正准备1960年从南坡攀登珠峰。
史占春一听,顿感责任更大,任务更加艰巨。事后,他告诉翁庆章,当时就下定了决心,这次非上去不可!
获此消息后,史占春很快通过使馆报告国内,不久,中国驻印使馆也确认了这一消息。那时的国际关系状况是,中苏走向决裂,苏印颇为友好,如今,中国、印度一北一南同时攀登珠峰,无疑是一场特殊的竞赛。
抱着争一口气的决心,1960年3月19日,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顺利抵达了一年半前侦察组选定的大本营营址。从日喀则到珠峰山下,当年的侦察组20余人艰难跋涉走了15天,这一次,沿着新修的公路,人数数十倍的登山队乘车只花了3天。
这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214人登山队中,运动员约八九十人,其他队员全是气象、电台、医务、新闻媒体、后勤等幕后保障工作人员。其中的十几名气象、水文和电台工作人员,并没有和大部队一起,而是已经在山里坚持工作了一年多。几百天的时间里,他们在含氧量大约只有平原地区一半的地带,风雨无阻,每天定时放飞探空气球收集高空气象数据,每隔几个小时采集室外百叶箱内的记录,通过无线电台收录来自北京、拉萨等地与珠峰大气环流相关的信息,再由绘图员作图,预报员预报、记录……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都只为了给正式攀登时提供最可靠的天气预报。
翁庆章此次担任医务组组长,攀登珠峰期间,大本营设立在5120米的高度,他则常驻在海拔6400米的医务站,有时为了给队员看病,还要登上更高的海拔。他告诉记者,6000多米的高海拔地区,白天也是零下20摄氏度左右,太阳一偏西,气温很快降到零下30摄氏度左右,即使在帐篷里,呼出一口气也会立刻结冰。喝水得凿冰烧水,气压低,烧开一锅水至少需要两个小时。吃饭,常常没胃口,这是正常的高原反应,每天早晚两小碗稀饭或面条就像完成任务。
不管是气象组,还是医务组,他们的工作都是幕后的,但在翁庆章看来,奔波在前线、同属于运动员的运输队员,更是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他说,国外探险家登山时,常常雇佣当地民工帮忙运输帐篷、锅碗瓢盆、食品等保障物资,而中国此次登山队,承担运输任务的是登山运动员。运动员分成突击队员和运输队员,后者每人常常负重二三十公斤,将物资运到一定高度后就返回大本营,以便让突击队员尽量轻装上阵,成功登顶。“没有人有任何怨言,也没人觉得苦,大家想得都很简单,一切只为了完成征服世界最高峰的任务。”
三次适应性行军